人民法院案例库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裁判要旨汇总

  1.采用汽油作为动力装置驱动、设计最高时速大于20km/h、整车重量超过40kg的燃油助力车不符合非机动车的国家标准，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应将燃油助力车认定为机动车。 2.燃油助力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互与通行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未投保交强险的燃油助力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燃油助力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二、参考案例柴某某等诉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市分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保险合同约定的“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免责情形，意指被保险机动车已经按规定参加了定期年检但检验结论不合格，而非被保险机动车年检合格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经有关鉴定机构检验认定车辆质量不合格的情形，故保险公司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三、参考案例某保险支公司诉陈某某、杨某某、朱某某及林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以家庭自用车辆投保后从事网约车营运，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明显地增加的，在营运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可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主张免责。

  四、参考案例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诉顾某、张某某返还垫付款纠纷案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法定的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准驾不符或无证驾驶的国家机关，在交通事故中，交通大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行为人系准驾不符或无证驾驶，故保险公司认为行为人持C3E照驾驶涉案车辆属于无证驾驶缺乏事实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性案例明确的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的过错归责原则，与本案案情类似，应予参照适用，不能仅因案情的个别差异而不予参照适用。审理中有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性案例与本案的案情不同，指导性案例是受害人的个人体质状况（骨质疏松）有参与度，本案是受害人自身严重疾病（脑梗塞、高血压）有参与度，故本案应考虑参与度问题。实际上在因果关系理论与实务中，一般将受害人身体原因这一介入因素统称为受害人“特殊体质”。“特殊体质”一般包含：体质状况，如骨质疏松、蛋壳脑袋等；严重疾病，如高血压、血友病等；残障情况，如身体、智力残疾等。其实就医学角度而言，骨质疏松、蛋壳脑袋、智力残疾等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疾病。因此，在一般案件中作“体质”与“疾病”的区分并不严谨。24号指导案例确认了“蛋壳脑袋规则”。“蛋壳脑袋理论”是英美侵权法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相应的责任的一项著名规则。该规则认为，一个对他人犯有过失的人，不应计较受害人的个人特质，尽管受害人的这种个人特质增加了他遭受到了损害的可能性和程度；对于一个因受害人的头骨破裂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请求，受害人的头骨异常易于破裂不能成为抗辩的理由，即侵权人不能以此作为减少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金的理由。根据该指导性案例裁判要旨及理由说明可知，其参照的正是“蛋壳脑袋规则”，即虽有受害人特殊体质介入，导致损害后果扩大，侵权人也应就全部的损害后果负责。 2.本案不适用原因力的责任分配。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可大致分为责任构成和责任分配两个阶段。在责任构成阶段，考察的重点是各个要件的有无，缺乏任何一个要件都意味着对责任的否定，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阶段。而在责任分配阶段，考察的重点是各个要件的强度，进而综合决定责任的大小，这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阶段。就“原因力”这个概念而言，其作为一个强度概念，则不属于责任构成阶段，而是责任分配中的一个因素。责任构成阶段没有原因力而只有原因，因此因果关系的“因”在一般侵权中必须是法律上认可的过错行为，而被侵权人的特殊体质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而原因力是责任分配阶段的概念，这里的“因”就可以是任何参与责任分配的因素，因此，特殊体质也可以是这里的“因”。责任分配阶段因为是法官考虑决定的阶段，能出现不考虑特殊体质和考虑特殊体质两种情况。是否考虑受害人特殊体质对损害的原因力必须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受害人自身的过错程度、侵权人行为的社会价值及其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故24号指导性案例应当是综合考量了机动车拥有可以分散风险的保险、违章行为不具有社会价值、受害人没有过错等多种因素，进而认为不应考虑特殊体质的结果。当案件没有这一些因素的时候，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又会被接受为能减轻侵权人责任的原因力，即如医疗损害赔偿案件。

  六、参考案例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诉某和财保荆门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1.危险货物运输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部门等单位在应急处置涉案安全事故过程中所产生的事故应急环境监视测定等相关应急救援费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即属于危险货物运输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应由交通事故的侵权人承担赔偿相应的责任，生态环境部门等单位有权向事故损害赔偿相应的责任主体主张赔偿，案涉机动车保险人应当按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2.保险合同载明的免责条款中的“污染”与地震等事由并列，应当解释为与地震等同一级别的不可抗力情形而导致损害后果的污染事件。如果“污染”系因投保车辆交通事故等人为因素导致，明显非“污染”免责条款中表述的具有不可抗力性质的“污染”情形。保险合同同时将该“污染”解释为非不可抗力性质的污染，与投保人的投保目的相悖，在保险人与投保人存在理解分歧的情况下，保险人以此主张免责的，依法不予支持。 3.投保人先后向不同的保险人投保车辆综合商业险，其中成立在后的保险合同约定了绝对免赔条款的，因该约定符合投保人的保险利益需求，且既未加重成立在前保险合同保险人的保险义务，也未约定由其先行赔付，故未损害其合法权益，成立在前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按照其与投保人的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成立在后保险合同中的绝对免赔条款的风险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故应当认定免赔条款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未加重、损害第三人的权益，合法有效。 4.投保人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同时，向两个以上保险人投保不同车辆综合商业险的，保险事故发生后，机动车强制保险优先赔偿，强制保险赔偿不足部分，应当由商业保险按各自保险限额比例赔偿。保险人主张特定商业保险先予赔偿的，依法不予支持。

  七、参考案例陈某林诉张某兴、上海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1.外卖骑手接受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劳动管理的，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依据用工实际和劳动管理程度做综合认定，外卖骑手接送外卖订单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 2.外卖骑手在履行职务行为时造成他人损害的，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承担赔偿相应的责任。鉴于平台企业对平台用工合作企业经营业务有较强的控制程度、平台企业主要收入与平台用工合作企业经营业务密不可分等，平台企业对平台用工合作企业配送业务和配送人员（骑手）具有管理责任。关于平台企业的责任承担，平台企业与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另有更加有助于受害人受偿的约定的，依照双方约定处理。 3.外卖骑手的相关商业保险具有责任保险属性，受害人在侵权责任纠纷中直接向保险人主张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在新时代，司法裁判过程已不再是与法条做简单比对的过程，而是蕴含着科学理性裁判思维和多元复杂裁判方法的过程，新型、复杂、疑难案件尤其如此。如果本案机械适用法条，因受害人此时死亡，原审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就有一定的问题，再审法院若裁定程序违反法律、发回重审，这就涉及随着原审诉讼请求变更，赔偿项目将相应发生明显的变化，最后导致赔偿金严重“缩水”。公平、诚信、公序良俗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中的重要体现，如支持再审请求，那么本案民事赔偿相应的责任与侵权结果失衡，再审法院无法作出一份侵权人从其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中“获利”的判决，受害人家属亦无法认可这样的“退赔”，普通民众也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正义”。 1.从后续治疗费、生存期护理费的价值功能和法律标准来看，其具有补偿性和预判性。 后续治疗费、生存期护理费具有补偿性和预判性。后续治疗费是指对损伤经治疗后体征固定而遗留功能障碍并且需要再次治疗或者是伤情还没有恢复有必要进行二次治疗所需要的医疗费用，需要结合损伤所致程度、治疗情况、医学水平等因素做综合考量、评估、预判，是一个动态、反复给付的过程。生存期护理费，是一种潜在的、还没有发生的损害，须依受害人生存年限确定，具有不确定性与难预测性的特点。原审法院支持受害人蔡某武伤后2年内后续治疗费、5年生存期护理费，具有补偿性、预判性。 2.从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来看，“法庭辩论结束前”应为事实认定的节点。 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安排有其自身的逻辑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无论是诉讼当事人、还是审判组织都一定要遵守民事诉讼的原理和规则。民事诉讼中关于法律事实的审查和认定也有其时间范围，即以法庭辩论终结前为基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随之就被确定，一般不得再就此进行争执，否则，诉讼活动将无法正常、有序、公平开展。对此，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机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十四条等规定。故从维护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公正性出发，受害人蔡某武在原审法庭辩论结束后、原审裁判文书作出前一日死亡，不应成为衡量原审判决对错的标准。 3.从法、理、情的有机统一角度来看，应尊重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 蔡某武死亡之前，朱某、保险公司对原审判决不持异议，现以损失不再发生、赔偿范围已确定为由，据此否定原审判决，申请再审，请求返还差额。举轻以明重，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人因受害人死亡反而减轻了赔偿相应的责任，这有违民法的公平、诚信、公序良俗原则，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友善”的公民价值准则，不符合法理情的有机统一。

  九、指导案例24号：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能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

  十、指导案例19号：赵春明等诉烟台市福山区汽车运输公司、卫德平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将机动车号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或者明知他人套牌使用其机动车号牌不予制止，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与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十一、参考案例金溪县石门乡某村小组诉揭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1.古树名木受到侵害后，古树名木的管护人可当作原告提起民事诉讼。 2.古树名木既具有物权财产属性，又承载着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态环境等公益性价值。因古树名木受到侵害而获得的民事赔偿款，应当用于古树名木的修复以及与保护古树名木有关的公益事项。 3.人民法院能够最终靠司法建议等方式，促使有关部门加强对古树名木赔偿款使用的监督管理。

  1.道路交互与通行事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依法应当由交通事故中造成污染的侵权一方承担。环保行政部门对此环境污染依法进行处置后所产生的处置费用实际即为此环境污染损失。环保行政部门在对该道路交互与通行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处置费用代履行后，有权对该环境污染处置费用即代履行费用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方承担，但该处置费用作为代履行费用依法应当按照合理成本确定。 2.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处置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失依法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的财产损失范畴，故即使是在环保行政部门将其作为代履行费用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情况下，对该费用的赔偿仍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所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的侵权赔偿规则做处理。即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依法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的财产损失范畴，且该污染并不属于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中的“污染”的范畴，保险公司对此不能免责而应予赔偿。